Mark 14潜射鱼雷的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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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Mark 14鱼雷是美海军二战期间标准的潜射反舰鱼雷。它在太平洋战争早期由于其存在不少问题而导致性能被严重影响。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两年，它被Mark 18电动鱼雷替代。而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11月这近2年间时间里，Mark 14鱼雷和驱逐舰使用的Mark 15鱼雷都有大量问题需要修复。在这些问题被修复完成后，Mark 14鱼雷成为了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潜艇挥向日军海军以及商船的重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二战末期，Mark 14鱼雷在美海军中被认为是很可靠的武器，并在美海军中服役40年之久，在其他国家的海军中甚至服役时间更长。

设计历史

　　Mark 14鱼雷的设计开始于1931年1月，海军为此筹集了143000$。它计划被使用于新的“舰队潜艇”，并取代老式R型潜艇和S型潜艇从一战开始使用的Mark10鱼雷。即便口径相同，Mark 14更长，达到6.25米，因此老式潜艇的4.65米鱼雷管无法装载。战争爆发后一段时间，军械署停止生产S型潜艇的Mark 10鱼雷并提供了缩减长度版本的Mark 14鱼雷。
　　鱼雷由诸多子系统组成，它们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进。它们也会因为各自的应用场景而进行定制。潜射鱼雷，例如Mark 14，就被潜艇的鱼雷管直径所限制：直径方面最大21英寸，长度方面也有确定的限制数值。潜艇的设计目就的是靠近“猎物”进行攻击，因此潜射鱼雷的射程并不长；而驱逐舰在靠近目标时很有可能会被集火，因此它们的鱼雷射程比潜艇的鱼雷更长。Mark 14鱼雷在推进系统上的改进使得它能够到达46节的极速（老式Mark 10 Mod 0 的极速为30节）。转舵则由一个陀螺仪控制，Mark 10 Mod 0的陀螺仪在鱼雷管中就开始加快自旋，在发射后没有供能措施；Mark 14鱼雷的陀螺仪则在发射后由空气瓶持续供能。Mark 10上的定深器运作速度很慢以致潜航深度不会迅速稳定而Mark 14的定深器改进之后解决了这一问题。
　　1922年，Mark 14鱼雷的Mark 6炸药在纽波特的海军鱼雷部门开始设计。随着诸如防雷带和防雷鼓包的技术创新，舰船的装甲防护能力得到提升。为了规避上述防鱼雷的技术，鱼雷也需要更大的战斗部或者新技术。一种方案是采用相对较小的同时能在没有装甲防护龙骨下爆炸的战斗部。此项技术需要新型精密的Mark 6磁导炸药，它和英国的Duplex和德国磁导鱼雷类似。以上三者的灵感均来自于德国在一战时期使用的磁性水雷。Mark 14鱼雷的炸药和最新设计的Mark 15舰射鱼雷一致。
　　设计代号G53的Mark 6炸药在“海军迄今为止建立的最高保密面纱”下展开，炸药在纽波特的实验室以及美军罗利号轻巡洋舰上一个小场地测试。Ralph Christie催促之下，近赤道地区测试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进行。测试中在北纬和南纬10°间发射100轮装备该型号炸药的鱼雷，并收集7000份读数数据。测试使用了仪器引导的试验用战斗部，而在鱼雷上方会有一个摄影机拍摄照片；

导致Mark14鱼雷存在问题的原因

1.鱼雷既复杂又昂贵。

　　1931 年时鱼雷的成本约为 10,000 美元（相当于 2020 年的 170,000 美元）。 相较而言，Mark 13、Mark 14 和 Mark 15 鱼雷的研制是相对节俭的。 海军不想进行将会花费 10,000 美元鱼雷的实弹测试，也不愿提供目标舰艇。 因此，没有实弹测试，鱼雷的设计师们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判断。但是他们的判断出了问题：鱼雷在30节情况下能可靠工作的接触式引爆器在 46 节的情况下会失效，而设计师们没有察觉该问题。 此外，海军在真正的战斗中使用鱼雷的经验也是有限的，从而导致了后来Mark 14的一系列问题。

2.美国海军的鱼雷供应问题由来已久。

　　1907 年，海军知道鱼雷供应存在问题。主要承包商 E. W. Bliss 公司每年只能生产 250 枚鱼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拥有近 300 艘驱逐舰，每艘都有 12 个鱼雷发射管。 Bliss 公司原计划为海军生产约 1,000 枚鱼雷，但由于对炮弹的需求更大，生产被推迟，在美国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 20 枚鱼雷即将完成。当一战时向德国宣战时，又加购了 2,000 枚鱼雷。为了生产大量鱼雷，政府向 Bliss 公司贷款了 200 万美元，以便建造一座新工厂。尽管政府订购了 5,901 枚鱼雷，但到了 1918 年 7 月只交付了 401 枚。 供应问题促使海军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建造美国海军鱼雷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该工厂建成之前就结束了。该工厂生产鱼雷五年，但于 1923 年关闭。
　　1923 年，国会让 纽波特NTS 成为美国唯一的鱼雷设计者、开发者、制造者和测试者。没有分配独立或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来验证 Mark 14鱼雷 测试的结果。

3.海军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鱼雷补给实战课程中吸取教训。

　　1953年时，军械局回顾二战时表示：“战前的生产计划也是错误的。美国的鱼雷是为小规模制造而设计的，而一旦爆发战争需要大量供应时，一系列新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根本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来提供足够数量的武器。”直到 1933 年文森造船计划认识到需要鱼雷来填充其新建造船舶的鱼雷发射管时，人们几乎没有兴趣。 因此，纽波特获得了新的生产设备和增加的预算。 1937 年，NTS 有三千名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生产设施满负荷运转，工厂内也没有扩展空间可以摆放新机器，即便如此每天也只能生产 1.5 枚鱼雷。
　　到 1938 年 1 月，纽波特未完成的鱼雷订单达到 29,000,000 美元。在不考虑战争的走向的情况下，估计到 1942 年 7 月 1 日，纽波特将积压 2425 枚鱼雷的订单。从侧面证明了鱼雷需要更多的生产线。最简单的方法是重新开放亚历山大鱼雷站，但新英格兰地区（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反对重新开放亚历山大鱼雷站；他们希望生产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海军通过将亚历山大鱼雷站改造为海军枪炮厂 ，1939 年预算的一部分也用于避开反对派。华盛顿基波特的海军鱼雷站也得到了扩建。
　　“虽然鱼雷的产量仍然很低，每天 3 枚，当1939年9月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近 7,000,000 美元的投资确保了Mark14鱼雷的早期改进。” 到 1941 年秋，亚历山大鱼雷站重新开放。鱼雷所需的生产速度提高到每天 50 枚。纽波特和亚历山大实行 3 班制，每周工作 7 天，但他们的鱼雷产量合计为每天 23 枚。 此外，海军与美国制罐公司签订了生产鱼雷的合同。
　　1941 年 12 月 10 日，日本对菲律宾的甲美地海军船厂的空袭，摧毁了船厂内的 233 枚 Mark 14 鱼雷。这导致 Mark 14 鱼雷的进一步短缺。 　　美国参战后，扩大了与美国罐头公司的合同，庞蒂亚克汽车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E.W.布利斯公司和精密制造公司被指定为承包商。 1942 年 5 月，西屋电气公司被要求制造一种电动鱼雷（后来成为 Mark 18 鱼雷）。
　　1942 年，所有三个海军工厂（纽波特、亚历山大港和基波特）仅制造了 2,000 枚潜艇鱼雷。 而自战争开始以来，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已经发射了 1,442 枚鱼雷。 对于 Mark 14 鱼雷来说，“直到 1945 年春，鱼雷供应一直是个问题”。

4.战争开始时的鱼雷短缺也意味着指挥官不想在测试上浪费鱼雷。

　　Mark 14 是二战期间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鱼雷丑闻的核心。 生产计划不足导致武器严重短缺。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对鱼雷及其引爆器的节俭、和平时期的测试严重不足，并没有发现许多严重的设计问题。 鱼雷非常昂贵，以至于海军不愿意进行会摧毁鱼雷的测试。 此外，设计缺陷往往会相互掩盖。 通常归咎于 Mark 14 的大部分责任都属于 Mark 6 爆炸装置。 这些缺陷在整整 20 个月的战争过程中暴露无遗，一个接一个的鱼雷要么直接从目标下方跑错，要么过早爆炸，要么以教科书式的方式呈直角命中（有时会发出叮当声）击中目标，但未能击中目标并爆炸。
　　大部分的责任其实在于军械局，它指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磁性引爆器灵敏度设置并监督了效果微乎其微的测试计划。 它的预算之小使得不允许对真实目标进行实弹测试。 相反，任何在目标下方运行的鱼雷都被认为是由于磁性引爆器而被击中，但从未实际测试过。 因此，还必须将额外的责任分配给美国国会，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削减了对海军的关键资金，以及 NTS，它未能充分执行很少的测试。 军械局没有指定第二个海军部门进行测试，也未能为纽波特提供足够的指导。

Mark 14 鱼雷四个主要缺陷

　　它运行时往往比设定的深度约 10 英尺。
　　磁性爆炸器经常导致过早点火。
　　接触式引爆器经常无法引爆。
　　一旦将鱼雷设置为规定的陀螺角度设置，鱼雷就无法直线射出，而是在绕一个大圈，从而击沉发射它的潜艇。
　　其中一些缺陷具有掩盖或解释其他缺陷的不幸特性。艇长会发射鱼雷并期望磁影响爆炸器击沉目标船。当鱼雷没有爆炸时，他们开始相信磁性引爆器不起作用。一些潜艇人员违反命令禁用了 Mark 6 引爆器的磁影响功能，因为他们怀疑它有故障，并进行了接触式引爆器命中，而这种努力只能混淆问题。 1953 年回顾这段黑历史时，BuOrd 推测，“许多计划用于撞击船侧的鱼雷由于深度运行而错过，但由于 Mark 6 的磁性引爆器的特性而重创了敌人。”后来的测试发现鱼雷的射程比设定的更深，潜艇指挥部随后认为鱼雷的射程定的太深，以至磁力爆炸装置无法感应到目标船；爆炸失败完全是由于定深器造成的，而且磁性引爆器没有任何问题。修复深度问题后，磁性引爆器的过早引爆使引爆器看起来像是在工作，但对目标船的伤害很小。只有在磁性引爆器功能被禁用后，接触爆炸器的问题才能被发现。

定深器问题及解决过程

　　1941 年 12 月 24 日，在一次巡逻期间，萨尔戈的指挥官 Tyrell D. Jacobs 向两艘不同的船只发射了八枚鱼雷，但没有结果。 当另外两名商人出现在视野中时，雅各布斯格外小心规划了他的鱼雷射击角度。 他追踪目标 57 分钟并确保 输入TDC （鱼雷数据计算机）的数据正确，然后从1,000 码的位置向每艘船发射两枚鱼雷。 鱼雷应该已经击中，但都没有爆炸。
　　在他发现鱼雷跑得太深并纠正了问题几天后， 雅各布斯发现了一艘又大又慢的油轮。 同样，他的方法非常细致，在 1,200 码的近距离内发射了一枚鱼雷。 它错过了。 愤怒的雅各布斯打破无线电静默，质疑 Mark 14 的可靠性。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 Seadragon 的 Pete Ferrall 身上，他发射了 8 枚鱼雷，只命中了一次，并开始怀疑 Mark 14 有问题。
　　以前曾有人见过比定深更深运行的鱼雷。 1942 年 1 月，BuOrd 告诉舰队，Mark 10 鱼雷比设置深 4 英尺。 没有解释更深运行的原因，但 Mark 10 鱼雷的速度从 30 节增加到 36 节，其弹头从 400 磅增加到 497 磅的 TNT ，并且其引导机制已经更新。
　　在接替约翰·E·威尔克斯担任西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西南太平洋潜艇指挥官后不久， 新上任的海军少将 查尔斯·A·洛克伍德于 1942 年 6 月 20 日在奥尔巴尼的法国湾下令进行测试。这时在战斗中已经使用了 800 枚Mark 14鱼雷。
　　Jim Coe 的鲣鱼从 850 码的距离发射了一枚Mark 14鱼雷。尽管设置为 10 英尺的深度，鱼雷在 25 英尺的深度刺穿了网。 James Fife, Jr.（前 COMSUBAS Wilkes 的参谋长，Lockwood 正在接替他）第二天又进行了两次试射；法夫得出的结论是，鱼雷的运行深度平均比它们设置的深度深 11 英尺。 BuOrd 没有被逗乐。 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 (Ernest J. King) 也不是，他“点燃了军械局下的喷灯”。 驱逐舰的 Mark 15 遭受同样的失败这一事实可能也与此有关。 1942 年 8 月 1 日，BuOrd 最终承认 Mark 14 定深器设置得深度很大，六周后，“它的深度控制机制‘设计和测试不当’”。
　　由于多种原因，Mark 14 鱼雷往往过深约 10 英尺（。第一个是它用比弹头更浮力的运动弹头进行了测试；这是为了避免丢失昂贵的鱼雷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一个轻便的运动头使鱼雷具有正浮力，因此它会在运行结束时浮到水面。实弹头包含更多质量，因此它在较低深度达到平衡。 此外，深度机制是在弹头的炸药增加之前设计的，使鱼雷整体更重。 “测试条件变得越来越不现实，掩盖了更重的弹头对深度性能的影响。” 此外，NTS 用于验证鱼雷运行深度的深度测试设备（深度和滚动记录仪）具有相同的测量值端口放置错误与 Mark 14 的深度控制端口一样，因此两者在相同方向上的偏离量相同，并且给人的印象是鱼雷在实际更深的情况下在所需深度运行。 在听说鱼雷过深问题后，大多数潜艇艇长只是将鱼雷的运行深度设置为零， 这可能会使鱼雷冒出水面。

磁性引爆器问题及解决过程

　　到 1942 年 8 月，错误的运行深度问题得到了解决，潜艇使用 Mark 14 获得了更多的命中。然而，解决深度运行问题导致了更多的过早引爆问题和哑弹，即使获得了更多的命中，击沉没的数量没有增加。
　　深度运行的鱼雷可以解释许多未命中的原因：鱼雷在目标下方运行得太深将无法让磁性引爆器探测到目标。让鱼雷在正确的深度运行可能会解决鱼雷无法爆炸的问题。这一解释令 Lockwood 和 Robert H. English（当时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指挥官） 感到满意，他们都拒绝相信引爆装置也可能有缺陷。 1942年8月，潜艇司令部错误地认为鱼雷可靠性问题已经解决。
　　然而，艇长还是继续报告 Mark 14 存在问题。对磁性引爆器的怀疑越来越大。
　　1943 年 4 月 9 日，USS Tunny 袭击了一个航空母舰编队。 ULTRA 敌方信号拦截显示，向第二艘航母发射的所有三枚鱼雷都是过早爆炸。 指挥官说：“因此，较浅的 [深度] 设置导致鱼雷在距离目标约 50 米处达到引爆器的激活标准，导致鱼雷被引爆”
　　4 月 10 日，USS Pompano 向日本航空母舰翔鹤发射了 6 枚鱼雷。至少发生了三起过早爆炸，而日方航空母舰没有受损。
　　1943 年 4 月 10 日，军械局首席海军上将布兰迪写信给洛克伍德，马克 14 很可能在浅水深度过早爆炸。 Blandy 建议，如果鱼雷因接触命中而发射，则禁用磁影响功能。
　　BuOrd 还得出结论，Mark 14 的只有450 码的攻击距离太短了；大多数鱼雷需要 700 码的触发距离来稳定其航向和深度。 BuOrd 还认为，Mark 6 磁影响功能在北纬 30° 以下的效果较差，因此不建议在南纬 30° 以下使用。 1943 年 5 月 8 日，洛克伍德列出了从 ULTRA 拦截中收集到的鱼雷故障清单。 1943 年 6 月 10 日，USS Trigger 从 1,200 码（1,100 m）处向飞鹰发射了 6 枚鱼雷。两枚鱼雷未命中，一枚过早爆炸，一枚哑弹，两枚命中。航母被损坏但回到了母港。
　　除了 1941 年 12 月的失败之外，二战期间美国潜艇舰队最丢脸的失败是 在1943 年 6 月 11 日，几艘潜艇潜入了东京港而未被发现，本来可以击沉许多船只。但不同于U-47潜入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美国潜艇发射的每一枚 Mark 14 鱼雷都失败了，沉船数量为零。如果他们能够在东京击沉一些日本船只，那将是整个战争中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因为他们没有击沉或重创任何船只，所以这次大胆的袭击完全不为人所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1943 年 4 月 9 日，约翰·A·斯科特中校在 Tunny 发现航空母舰飞鹰、隼鹰和冲鹰，并且自己正处于攻击的理想位置。从仅 880 码开始，他就发射了所有 10 根鱼管中的鱼雷，听到了所有四次船尾射击和船头六发中的三发爆炸声。尽管冲鹰在攻击中受到轻微损坏，没有看到敌方航母降低其速度。很久以后，情报报告称，七次爆炸中的每一次都为时过早；[鱼雷运行正常，但磁性引爆器的特性导致引爆的太早了。
　　在战争的头两年，许多潜艇指挥官报告说弹头爆炸后，对敌人几乎没有伤害。磁性引爆器过早地触发，除非足够接近船只才能摧毁它。 NTS 附近的地球磁场以及试验（尽管有限）进行的地方，与战斗发生的地区不同。
　　潜艇艇长认为他们的鱼雷中有大约 10% 过早爆炸。 BuOrd 的统计数据显示，过早爆炸的比例为 2%。
　　在珍珠港，尽管他的艇长几乎都怀疑鱼雷， 海军少将 Thomas Withers, Jr. 拒绝停用鱼雷的 Mark 6 引爆器，辩称由于 NTS 生产不足导致鱼雷短缺，这不可能。其实是因为，他的手下自己动手，篡改他们的巡逻报告并夸大船只的大小以证明使用更多鱼雷是合理的，导致了这位指挥官的错觉。
　　直到 1943 年 5 月，在潜艇部队中最著名的船长达德利·W·穆什·莫顿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而返回后，太平洋潜艇部队指挥官 (COMSUBPAC) 海军上将查尔斯·A·洛克伍德接受了 Mark 6应停用。即使冒着莫顿职业生涯的风险，莫顿的一位指挥官也要挑战海军高级指挥部并让他们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洛克伍德还是等着看军械局指挥官海军上将威廉“斯派克”布兰迪是否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军械局派了一名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的泗水进行调查，他在 Sargo 的一枚试验鱼雷上设置了陀螺仪；鱼雷军官道格·莱姆斯（Doug Rhymes）纠正了可能导致不稳定运行的潜在致命设置。尽管他发现维护或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但专家提交了一份报告，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船员。1943 年 6 月下旬，洛克伍德少将（当时的 COMSUBPAC）请求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切斯特·尼米兹允许停用磁性引爆器。第二天，1943 年 6 月 24 日，CINCPAC 命令他的所有潜艇停用磁性引爆器。
　　曾参与磁性引爆器开发的克里斯蒂少将现在是西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潜艇的指挥官，而不是尼米兹的指挥系统。克里斯蒂坚持他所在地区的潜艇继续使用磁性引爆器。 1943 年底，海军上将 Thomas C. Kinkaid 取代海军上将 Arthur S. Carpender 担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海军司令（克里斯蒂的上司），并命令克里斯蒂停用磁性引爆器。 　　1939 年，在美国参战之前，BuOrd 知道磁性引爆器正遭受无法解释的过早爆炸：这一事实的证据出现在 1939 年，当时纽波特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说，爆炸装置造成了无法解释的早产。弗隆上将安排一名物理学家访问空间站并调查故障。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这位科学家和他的助手一直在使用该设备。发现了四个早产来源。更重要的是，调查员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说，纽波特的负责工程师没有对 Mark 6 进行适当的测试。局长下令采取纠正措施，但随后的事件证明，与最初的测试一样，补救措施是不充分的。

接触式引爆器的问题及解决过程

　　早期报告中一些哑弹报告通常都是听到沉闷的铿锵声。在少数情况下，Mark 14s 会击中一艘日本船只并卡在船体中而不会爆炸。接触式引爆器似乎出现了故障，尽管在运行深度和磁性引爆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结论还很不清楚。 Dan Daspit（在 USS Tinosa (SS-283)）的经历正是 BuOrd 在和平时期被阻止进行的那种实弹试验。而现在，珍珠港的所有人都清楚接触式引爆器也有缺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训练中的建议，以 90 度角直接击中目标通常不会引爆；只有当鱼雷以斜角撞击目标时，接触式引爆器才能可靠地发挥作用。
　　一旦磁性引爆器被停用，接触式引爆器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鱼雷会在不引爆的情况下击中目标。当气瓶因与目标的撞击而破裂时，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爆炸”。
　　Daspit 仔细记录了他在 1943 年 7 月 24 日击沉 19,000 吨的Tonan Maru III 的努力。他从 4,000 码发射了四枚鱼雷；两次命中，目标停下了。 Daspit 立即又发射了两发鱼雷。由于看不到敌方反潜作战人员，达斯皮特随后小心翼翼地移动到另一个的射击位置：距离目标 875 码的地方，在那里他又发射了 9 发 Mark 14 并用他的潜望镜观察了所有情况（尽管日本人向它开火）。都是哑弹。 达斯皮特怀疑他现在正在处理一个有缺陷的Mark14 型，他将最后剩下的鱼雷留给基地的专家分析。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达斯皮特的巡航引发了足够多的问题，COMSUBPAC 的炮兵和鱼雷军官 Art Taylor 进行了测试。从 8 月 31 日开始，泰勒、“瑞典人”莫森和其他人向 Kahoolawe 的悬崖发射了鱼雷。由泰勒监督的其他试验使用起重机从 90 英尺的高度投下装满沙子而不是高爆炸药的弹头（选择高度是为了使撞击时的速度与鱼雷 46 节的运行速度相匹配。在这些跌落测试中，70% 的爆炸装置在以 90 度角撞击目标时未能引爆。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法是鼓励使用“扫视”将哑弹的数量减少一半）， 直到找到永久解决方案。
　　Mark 6 的接触式引爆装置是从 Mark 3 接触式引爆置演变而来的。两种引爆器都具有不同寻常的特点，即撞针的行程垂直于鱼雷的行程，因此当鱼雷击中目标时，撞针会受到侧向载荷。 Mark 3 引爆器是在鱼雷速度慢得多的情况下设计的（Mark 10 鱼雷的速度为 30 节（56 公里/小时）），但即便如此，Mark 3 原型在鱼雷的高减速过程中仍存在撞针绑定问题与目标相撞。解决方案是使用更强的击发弹簧来克服绑定。 Mark 14 鱼雷的速度要高得多，达到 46 节（85 公里/小时），因此它的减速度会显着提高，但 BuOrd 显然只是假设接触式引爆器会以更高的速度工作。没有对 Mark 14 鱼雷进行实弹测试，因此对其接触式爆炸装置进行了实弹测试。如果 BuOrd 在平时对接触式引爆器进行了一些实弹测试，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哑弹并重新发现问题根源所在。
　　珍珠港使用重量较轻的铝制零件制造了可工作的爆炸装置。减少质量可以减少结合摩擦。 BuOrd 建议使用更硬的弹簧，这种方法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奏效了。 最后，BuOrd 采用了球开关和电雷管，而不是使用撞针机构。
　　1943 年 9 月，第一批带有新型接触式引爆器的鱼雷被送往战场。 “经过 21 个月的战争，Mark 14 鱼雷的三个主要缺陷终于被判断出来。每个缺陷都在战场上被发现并修复——在军械局的顽固反对下。”

绕一圈击沉自己的问题及解决过程

　　有许多关于 Mark 14 运行不稳定并在发射后绕回来的报告。这种特性击沉了 Tullibee 号潜艇，但它可能不是 Mark 14。同样，Sargo 也差点被鱼雷这种特性击沉，但循环运行发生是因为没有安装陀螺仪。 随后的 Mark 18 鱼雷也好不到哪里去，击沉了唐。水面发射的 Mark 15 鱼雷安装了防止鱼雷绕回来的项圈，但 Mark 14 从未被安装此功能。
　　这些问题得到修复后，敌舰的沉没率明显上升。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Mark 14 鱼雷已成为一种更可靠的武器。 吸取的经验教训使驱逐舰等水面舰艇能够弥补 Mark 15 的缺陷； 这两种设计具有相同的优点和缺点。
　　战后，改进型 Mark 14 的最佳特征与捕获的德国鱼雷的最佳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带有模式运行选项的过氧化氢燃料 Mark 16。 尽管 Mark 14 鱼雷的剩余库存量很大，但 Mark 16 成为了美国战后的标准反舰鱼雷。

• （资料来自美军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