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恩斯上校回忆录：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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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2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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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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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斯上校回忆录：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沉没
维修结束之后，我们本该进行试航，但在7月15号，我们接到命令去旧金山去提一些货。让我惊讶的是，那是一座安静到几乎死寂的军港。我们在码头系泊，然后两辆大卡车并排开了过来。其中一辆车拉的是大板条箱，装在吊架里。另一辆车上有一大群人，包括两位陆军军官，詹姆斯·诺兰(James F. Nolan)上尉和罗伯特·弗曼(Robert R. Furman)少校。我后来才发现诺兰上尉其实是一名医疗官。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也许是辐射的监控。他们俩把一个大约三四英尺（1米左右）高的罐子搬上了斯普鲁恩斯(Spruance)海军上将的船舱那儿，然后把它焊在了甲板上。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罐子装着造核弹的原料，而那个吊架里的大箱子装的是用来引爆核弹的装置。那个罐子可是被焊在了我头顶的甲板上整整10天！
7月16号，我们起航时，麦克维(McVay)船长跟他的船员们说，我们在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我不能告诉你们任务的具体内容。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被告知，我们这趟旅程的每一天，都在向战争的结束靠近。”麦克维船长告诉我们，他接到的命令是，如果我们要弃船，海军上将船舱里的那件货物必须要第一个上救生艇。我们对那件货物到底是什么有无数的猜想。
在安静得可怕的珍珠港补充燃油后，我们以最大的经济航速，大约25或26节，径直奔向天宁(Tinian)岛。每个人都进入了4小时执勤、4小时休息的状态。这一路上我们跟打仗一样，只用了10天就从旧金山到了天宁岛。
当我们在天宁岛卸下我们的特殊货物时，我注意到是一群空军军官像码头工人一样在搬这些箱子。当时我就更加确信，我们运的是一些相当重要的东西。
随后我们接到命令前往菲律宾训练，为攻打九州岛做准备。麦克维船长要求有人护航，但被告知我们用不着，因为去菲律宾的路上应该是安全的。尽管海军情报机关知道这一路上有日本潜艇，但他们并没有告诉麦克维船长。
7月29号把我累的不行，整天我都在给全船的人打霍乱疫苗。我记得经过准尉住舱的时候还被邀请一起打扑克，结果我实在太累，就婉言拒绝了。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我从半空中醒来，一道亮光闪过，接着是脑震荡。一枚鱼雷在我的房间下爆炸，几乎把我抛到了天花板上。我摔在地板上，还磕到了铺位的边沿。刚等我重新站起来，第二场爆炸又把我摔在了地上。那时候我就想，“我非得从这鬼地方逃出去！”然后就抓起我的救生衣夺门而出。我的房间已经着火了。
出门就遇见了我的邻居肯·斯托特。“咱们走”，他对我说，然后带头跑进了主过道。当他举起双手高喊“当心”的时候，我离他非常的近。我举起救生衣挡住脸，然后向后退。就在这一瞬间，一堵火墙呼啸而过，烧掉了我的头发，灼伤了我的脸和手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肯。
我开始试图到靠舰艏的楼梯那儿去，然后上艏楼甲板。但在牙医诊室前的甲板那儿有一团大火上窜。那时候我意识到不能再往前了，掉头要往回走，却脚下一滑，双手着地摔在地上。我的双手，具体来说，手掌和指尖，被烫到三度烧伤。现在我的手上还留着当年的疤。当时我光着脚，脚底板都给烧掉了。
接着我掉头穿过军官起居室。要去上层后甲板的话一定要穿过军官起居室和一段长过道，但那儿有一股糟糕的烟雾，让人看不清，还带着异味。我不能呼吸，还在军官起居室迷了路。我不停地撞到家具，直到终于钻进了一把大安乐椅里。我舒服极了。我知道我快死了，但我当时真的不关心。
然后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说道：“老天，我要晕过去了！”接着他就摔到了我身上。显然这像是给了我一剂肾上腺素，然后我开始强迫自己起身往外走。有人高喊：“打开一个舷窗！”电全停了，一切都笼罩在红色的迷蒙中。
船开始倾斜了，我顺势移动到了船的一侧。我发现一个舷窗已经打开了。有两个人已经从那儿钻了出去。我从舷窗探出脑袋，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然后发现他们留下了一条悬垂的绳子。我向下看到海水灌进船里。我考虑了一下从舷窗下海，但我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
作为替代，我抓住了一根系在悬垂的浮筒救生网上的绳子。我把自己拉出舷窗，然后爬上了上一层甲板。然后我前往了我的作战位置，左舷登艇平台。我的长官，总药剂师助手约翰·施慕克(John A. Shmueck)，还有许多伤员都在那里。我觉得月亮在云层后时隐时现，因为有时候我能看得清楚，有时候则不行。我们努力地给伤员上敷药，还有给严重烧伤的船员们打吗啡。就在这时，一位军官过来说：“医生，你最好给你的伤员们穿上救生衣。”
于是施慕克和我登上了上一层甲板去拿救生衣。我们拿了一大堆下来，把它们穿在伤员们身上。我记得帮一位准尉穿救生衣时的情景。他的皮肤成了挂在身上的碎片，他大喊着“别碰我，别碰我。”我不断地告诉他我们需要穿上救生衣。我刚在帮他穿上救生衣的时候，船猛烈地倾斜了，他一下子滑离了我。伤员们和弹射器上的飞机一起，在一场巨大而杂乱的崩溃中滑向了另一边。我抓住救生索并往上爬以避免跌落。此时，整艘船已经侧翻了。那些人估计全死了，因为飞机砸到了他们的头上。伤员们和所有东西一块儿掉进了海里，包括所有的急救物品。
我慢慢地沿着船的边沿走下去。一个孩子过来说他没有救生衣。我刚好有一件多的，就给他穿上了。我们一起跳进了水里，水上覆盖着一层燃油。我在水里并不孤单，船身上满是正在往下爬的船员们。
我不想被船吸下去，于是我踢腿往外游。然后船再次浮起来了。我觉得它要砸下来把我压扁了。然后船身不断地向远离我的一边倾斜过去，舰艉从水中升起并倾斜，整艘船头朝下竖了起来。这时这艘船还在以大约3到4节的速度前进。当它终于沉没时，它已经离开我超过100码（约91米）远了。大部分生还者在船后半英里（约800米）到1英里（约1600米）的海面上呈一条线散落着。
忽然，船消失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此时距离它被鱼雷击中，仅仅过去了12分钟。我们开始聚集。在水里漂着本身算不上不舒服，但黑色的燃油会涌进你的鼻子和眼睛。我们看上去都一个样，浑身被黑色的油覆盖，只剩下白色的眼睛和红色的嘴巴。你分辨不出医生和普通船员。很快大家都吞进了燃油并开始不适。然后大家都开始呕吐。
在那个时候，我本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有人喊道：“有医生在吗？”然后我示意了。从那一刻开始——也许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我总是那么的忙，因而不得不一直坚持下去。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设备，从那一刻起，我变成了一个验尸官。
很多人没有穿救生衣。这种木棉救生衣被设计为在背部有一个空间。对那些有救生衣的伤员，你可以用胳膊穿过这个空间然后把他们提到你的髋部并让他们离开水面。船员们对此非常擅长。此外，有救生衣的船员们支持着没有救生衣的。他们从背面抓住没有穿救生衣的人，把他们的胳膊穿过救生衣的背部空间，然后一起漂浮在海面上。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组织成了一个集体，并且开始出现领导者。天刚刚亮的时候，这个集体有大约三四百人的规模。我猜大约有七八百人从船上逃了出来。我开始搜寻伤员和死者。我只有一个办法能看出他们是死是活，就是用手指去摸他们的眼睛。如果他们的瞳孔是扩大的，而且他们不眨眼，那我就假设他们已经死了。然后我们会费力地把他们的救生衣脱下来，给那些没有救生衣的幸存者们。最初我会摘下他们的身份识别牌然后念主祷文，再松开他们。最后，我抱着满满一捧身份识别牌，几乎拿不下了。甚至到今天，当我试图去念主祷文，或者当我听到别人念的时候，我都会控制不住情绪。
过了一段时间，当太阳出来了，浑身的油反而在防晒上起到了一些帮助。但被油覆盖的海面反射出的阳光就像是探照灯照在你的眼睛上，你却无法躲避。于是我让所有人从衣服上扯下布条绑在眼睛上，以免被灼伤。
第二晚，也就是周一晚上，我们让所有人把胳膊穿过他前面那个人的救生衣，通过这样形成一个大团，可以不被冲散。我们把伤员和最虚弱的人围在大团的中央，这就是我的工作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打个盹或者睡个几分钟。在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发现了一个救生圈，它可以支撑一个非常虚弱的人。
我没有什么能做的，除了提供一些建议，为死者收尸，节约救生衣，还有当我们漂离燃油覆盖的海面时，劝阻人们去喝海水。当烈日当头，我们漂浮在这水晶般清澈的水面上，你会变得如此的渴以至于难以相信这是不能喝的。说服他们别去喝海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那些真的很年轻的小伙子——如果他们的希望、食物和水都被夺走了——他们会喝海水，然后很快地死去。我还记得我如何拍打一些在喝海水的人，试图阻止他们。他们会腹泻，接着脱水得更加严重，然后变得非常狂躁。最初，当他们拼命挣扎的时候，我们会试图稳住他们，并为他们提供支撑。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为了摆脱一个酗酒的坏蛋赔上了一个好弟兄。尽管听上去非常糟糕，在最后的阶段，如果一个人喝海水并变得狂躁，我们会把他从大团中铲除。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那一部分的太平洋的海水是温暖和适合游泳的。但人的体温是高于36.7度的，而当你把一个人泡在这样的海水里，浸到脸颊这么深，整整几天几夜，他还是会被活活冻死。所以在夜间，我们会把大伙都绑在一块来取暖。但还是有几个人因为受寒出现了发烧或者说胡话的情况。在周二晚上，一些人开始喊叫：“这儿有个日本鬼子，他要杀了我。”然后所有人都开始打架。他们完全疯了。那一晚死了好多人，不少都是淹死的。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把他们自己从集体中解开，并向所有方向散了开来。但你不能责备他们。这是群体性歇斯底里。你开始警惕所有人。直到天亮，你都不能确定。当我们在第二天重新聚集起来，人数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大规模幻觉同样存在。多么神奇啊，每个人都能看见一样的幻觉。最开始有一个人会看见什么东西，然后其他人也会看见同样的东西。一天，所有人排成了一长列。我问道：“你们在干嘛？”某个人回答道：“医生，那儿有座岛，就在我们前头。我们可以挨个上岸去睡个15分钟。”他们都看到了这座岛。你无法说服他们。虽然我也时不时陷入幻觉，但有什么东西总是把我拉回现实。
我只看见了一条鲨鱼。我记得我伸出手去，试图抓住它。我想也许它可以成为食物。然而，当夜幕降临，会有东西在黑暗中撞到你身上，或者擦过你的腿，让你好奇它是什么。但是实话说，在我泡在水里的这整整110个钟头里，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人被鲨鱼袭击。然而，后来打捞尸体的驱逐舰发现了很多被鲨鱼咬过的尸体。在报告里我读到，有56具尸体是残缺不全的。也许鲨鱼只吃尸体就足够满意了；它们没必要攻击活物。
飞机在周四（8月2号）发现了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状况相当糟糕。木棉救生衣已经开始进水下沉。一般来说这种救生衣只能良好地维持48个小时。我们在水里浮得更低了，因而不得不想方设法把脸露出水面。我知道我们没多少时间了。大伙都已经进入了半昏迷的状态。就在我们都命悬一线的时候，忽然，这架飞机飞过了我们的头顶。我今天能在这里，就是因为那架飞机上有个人脖子疼。他去修天线的时候扭到了脖子，然后躺在下方的鼓舱里休息。他在揉脖子的时候看见了我们。飞机抛下了救生衣和罐装水，但罐子裂开了。然后一架卡特琳娜水上飞机(PBY)出现了，抛下了橡胶救生筏。我们把最虚弱的人安置在救生筏上，其他人则挂在救生筏的边缘。我发现了一瓶水，还有一个一盎司（约30毫升）的小杯。我把水给大伙分发了出去，这个小杯被一手手传了下去。没有人作弊，尽管我知道他们有多么的渴。
就在夜晚到来之前，我发现了一套用来淡化海水的设备。我试着去读了说明书，但没搞懂它要怎么工作。我淡化出来的水尝起来就像海水，而我不想冒这个险，所以我把这套装备丢回了海里。然后我的身体（因为喝海水）崩溃了。
我看着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在空中盘旋，然后忽然向海面降落。这可需要天大的勇气。它撞上海面，然后又再次腾空，接着又落下溅起大片水花。我都觉得他已经坠毁了，但他滑了回来。后来我发现他是在四处滑行，救起落单的人。如果他不这么做，我不觉得我们能够生还。晚上他留在水里，并把他的探照灯向天空打开，这样塞西尔·J·道尔号驱逐舰(Cecil J. Doyle ,DE-368)可以发现我们。这艘船径直向我们驶来，然后开始接我们上船。
塞西尔·J·道尔号的侧面有一张悬垂的大网。一些水手们从网上下来，然后把我们的救生筏拉到与船并排。他们用一根绳子缠住我；我们太虚弱了，甚至没法自己爬上去。当他们试图抓住我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这么说道：“我能站起来！”可实际上我做不到。两个水手把我拖过走廊。在军官起居室的食品储藏柜那儿，有人给了我一杯水，杯子上还有记号，他只给我这么多水。我喝光了然后说还要，但他说我这次只能喝这么多。然后船长问我我是哪艘船上的。我告诉他我们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幸存者。
接下来我记得自己坐在一个淋浴间里。我记得有医务兵或者水手在帮我清理伤口，试图帮我洗掉身上的油，并包扎我身上的烧伤。我记得我试图去舔从淋浴器下来的水。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铺位上，然后我昏过去了大概12个小时。我记得我被救上来之后第一次的肠道蠕动，我把燃油排泄了出来。其他同伴们也有一样的体验。
塞西尔·J·道尔号把我们带到了贝里琉(Peleliu)岛。我们被带了上岸并被安置到了医院的床位里。我记得他们过来收集了我们的身份信息——我们已经把身份识别牌丢掉了，因为它们太重了。他们给我们换了衣服。有些人接受了静脉注射。那时候我开始能吃下一些东西，并且恢复了一些体力。
在贝里琉岛呆了两三天后，有人进来跟我说我要去关岛了。然后我记得他们把我拖到担架上，送上了一艘医疗船。
这艘船的指挥官是我的朋友巴特——巴塞洛缪·霍根（Bartholomew Hogan, 1955-1959任海军外科主任医师）。巴特进来说：“我知道你感觉还不太好，但你要把一些东西提交给监察长。我会派一个医疗兵进来，我希望你从头开始口述所有你所记得的，关于发生了什么。毕竟记忆会随着时间模糊失真。”
于是我坐下来，在去关岛的路上断断续续地口述了3天。当我感觉累了，我会睡过去，然后当我醒来时，那个人又会回来继续。
当我们登陆时，巴特给了我一份口述结果的复印件，然后我拿着它去了监察长的办公室。我讲了我的故事，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然后把没编辑过的报告交给了他们，说：“就这些，交给你们了。我已经尽可能准确地回忆了。”那份文件就是监察长办公室里的这份档案。所有给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写书的人都会用到它。
通常，我不会做噩梦。但昨晚，我没睡好。而且我觉得今晚我也会睡不安稳。但最终我会不再去想这些，然后我就会没事的。这就像当我试着念主祷文，或者当我坐下来试着和别人聊这些。只要不谈及那些具体的人——我的朋友们……这对我来说就还好。我在那艘船上呆了至少一年半，我们都是亲密的挚友，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我认识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作为医生，你和他们的关系会比一般人来得更加亲密。
- 资料来源于：口述历史-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沉没----senior medical offic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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